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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323/6273114.html
來源地:我自己都有點混淆,從Sina台灣讀到,但文中寫北京Sina,而題目是南方...
南方人物周刊:周耀輝尋找烏托邦
北京新浪網 (2012-03-23 18:24)
“我不是一個善于呼喊的人，不懂得怎么呼喊，可我心裡卻有很多呼聲”
周耀輝
生于1961年，1989年憑借為達明一派所作《愛在瘟疫蔓延時》出道，後成為黃耀明御用詞人，並為黎明、王菲、林憶蓮、莫文蔚、謝霆鋒、陳奕迅等眾多藝人作歌詞近百首，作品題材往往取材于現實，涉及社會、政治、歷史、宗教、文化、同/異性戀等，與林夕、黃偉文並稱“香港三大詞人”。
本刊記者 馬李靈珊 發自香港
年近五十的周耀輝仍然喜歡穿白襯衫、牛仔褲，戴黑框眼鏡，背單肩書包，身形瘦削，從人群里走過來，氣質干凈得像大學生。
一時不敢認，這是周耀輝？過去20年，香港流行樂的歌詞世界被“兩個偉文一耀輝”(林夕原名梁偉文)統治，3人中又以他的詞最針砭時弊，關切社會。雖然歌詞數量不及林夕，但3人最看重的歌手黃耀明不止一次說過，最适合自己的詞作者，就是周耀輝。他給其他歌手寫的大熱歌曲，例如《忽然之間》、《色盲》等等，更是數不勝數。
這樣一位先生，該是飽經滄桑、對社會人生擁有深層感悟的憂郁中年男才對，更何況他還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助理教授。眼前的男子卻笑得那么溫和，搶先自我介紹，“妳好，我是周耀輝。”
起步，在瘟疫蔓延時
26歲的周耀輝喜歡看李志超寫的《勇闖新世界》，文中有句話，“我們都不喜歡這裡，我們衹想向更繁盛的地方闖，更文化的角落鑽，我們几乎可以結伴勇闖新世界。”他一直記得。
那是1988年，香港還處於新舊時代交替的漩渦中，大陸的年輕人還崇尚自由與詩歌，香港流行文化無孔不入地存在於每一個有華人的地方，而香港最好的流行組合達明一派此時剛出茅廬。此前，香港大學畢業的周耀輝已經不甘于平淡生活，辭去公務員職位，入職香港商業電台，因此與黃耀明相識。第二年，政治巨變，周耀輝的生命亦然，他終於決定勇闖新世界，寫下了自己第一首歌詞──達明一派的《愛在瘟疫蔓延時》。
“起初合作時，我已經27歲，仍然天真。我雖然認識黃耀明，可也算不上是朋友，衹是覺得我應該可以寫，就問他可不可以讓我試試看。我不念中文系，平時寫東西也不多，但看到他們頭兩張專輯別人寫詞水平如何，就覺得我也可以。如今再看，我憑什么覺得我可以寫啊，那是很天真的自信。”
黃耀明對那首歌的回憶是，“有一天周耀輝提議‘不如妳讓我寫一首歌’，我說‘好啊，妳就試一下’。然後他將《愛在瘟疫蔓延時》給了我。哇！很好，真的很好！
那首詞是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賦予的靈感，探討當時世界的“恐艾”風潮。或許是沾了名作家的運氣，周耀輝自此成為職業填詞人，他與黃耀明的友情也由此發端。
素以對歌曲質量要求高聞名的黃耀明曾把林夕折磨到一首詞改上數遍仍害怕不合他意，周耀輝也有過這個階段，看到香港最好的詞人都要與他合作，不免惴惴。
也有過退回重寫的經歷，一首經典，《下世紀再嬉戲》。周耀輝第一稿寫的是脫衣舞女，黃耀明聽了不說不好，衹委婉提出：“和曲不配，要不要再寫一遍？”周耀輝重寫了才明白，“原來詞好不好，是要看和曲配不配的。它們是一個整體。”這才變成今天這個版本。
相識多年，是拍檔，更是朋友。在黃偉文和林夕眼裡，黃耀明是小王子，“以純情的臉，與霓虹競艷”，但周耀輝和他相處久了，才發現，黃耀明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有跟我們一樣的煩惱和感情問題。小王子也有不做王子的時候，我見他時往往不是他做王子的時候。”
去年5月，周耀輝在荷蘭做博士論文答辯，一百多人出席。他需要兩個人從旁協助，安排場地、查找資料甚至端茶送水，其中一個就是黃耀明。
周耀輝說，“我的生命基本可以分成荷蘭和香港兩地，因此兩地我各請一個好友。我跟黃耀明說，我請妳來做我的助手，他查了行程說好。這樣的朋友能找到几個？”黃耀明則說，“這是他的詭計，讓我能去旅行。答辯衹要一天，之後我就可以在荷蘭和倫敦玩。”
關於1997
1992年，周耀輝離開香港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離開原因有兩種說法，“因為一段感情一個人”，還有“因為感受到了97回歸之前的動蕩”。如今他不避諱，兩套說法都對。他想逃離，而感情的力量促成了那次逃離。之後的20年間，他將生命平分給香港與荷蘭。
他不喜歡“認同”這個詞，“認同對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感情。就像談戀愛，妳愛上一個地方時，優缺點都會看到，但仍然會信任與投入。”
20年前去阿姆斯特丹，在他看來是一場對愛情的追逐，但目的卻並不是占有。“我希望我的愛情不是占有，實踐中我也做得很好。英語有一個說法，I have，But not hold。我想翻譯過來可能是：我有，但不占有。擁有和占有並不一樣，比如說我擁有這個人，我跟他在一起時我知道我們在談戀愛，可是占有好像是妳有一種權力、一種主權的顯示，他是屬於妳的，有一種從屬的關係。在我的愛情裡面，我不相信這個，也不會這么做。妳可以擁有快樂，但妳可以占有快樂嗎？”
“也許因為現在我們都是安全感缺失吧，我們需要占有很多東西來確保安全感，好像稍微放鬆一點就會失去。如果妳對自己有信心、對感情有信心，就不需要那么緊張。而且，不是妳想占有就可以占有的，人人都想占有很多東西，我想占有健康，可能嗎？”
雖然遠在國外，但對香港，他仍然情深繾綣。
在黃耀明看來，香港人真正的千禧年是1997，1997之後，一切似乎都發生了變化。遠在荷蘭的周耀輝隔著時空的距離，看得更真切。
2008年，又是因為失去那個愛人，周耀輝離開荷蘭，前往北京住了3個月。他住在朝陽公園邊上，沒事兒就一個人到處走走，聽聽音樂。在北京，他和左小祖咒(微博)、周云蓬(微博)都成了朋友。現在他覺得，回歸也許已經不再是一個重要的主題，趨同變成了新的趨勢。“一群北京人，一群成都人，一群香港人，他們都能聽到我寫的歌，而他們告訴我的感受都很一致。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大家的感想越來越一樣。”
希望人變回人
2011年，周耀輝為黃耀明寫了首新歌《下流》。歌詞里這樣寫，“他們往上奮鬥/我們往下漂流/靠著剎那的碼頭/答應我不靠大時代的戶口/他們住在高樓/我們躺在洪流/不為日子皺眉頭/答應衹為吻妳而低頭。”
這不是周耀輝第一次涉獵社會題材，除卻處女作《愛在瘟疫蔓延時》，他還寫過同性戀、政治紛爭、社會動蕩、歷史糾葛甚至宗教禁忌。
寫詞22年，周耀輝寫下這樣一句，“慢慢，也就明白文字語言無非求個明白。若找不到明白的人，妳識的字便沒有意義﹔若有一個明白的人在，妳所說的什么也就有了意義。”
談及這首《下流》，他還是由衷希望能引起社會共鳴。
“我這几年去多了內地，聽到、讀到些故事，知道在北京沒有戶口不能買房，還有種種奇怪的事情，所以會寫這樣的歌詞。我不會不理解這樣的事，我理解，可這不代表我同意。戶口為什么要管得這么嚴，就是因為有一些既得利益的人，不想分出自己的利益。管理往往是要保住原來的局面，不想改變或是不按照自己意思去變。現在我看到很多不公平，我不知道怎么去改變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我衹能寫東西。我不是一個善于呼喊的人，不懂得怎么呼喊，可我心裡卻有很多呼聲，便寄予了詞作。
他堅持每年往往返于荷蘭和香港，因為荷蘭人一年可以放兩個月假，每周衹工作34小時，香港人卻始終疲于奔命。“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他們衹需要考慮一條路，賺錢。讀書也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為了找個比較好的工作。我在大學教書，鼓勵學生出去，他們說有個實際問題，畢業後在外旅遊一段時間，簡歷就不會好看。但荷蘭年輕人完全不會思考這些問題。這讓我覺得可悲，學生就是求學，為什么要有成年人的思維。我不明白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工作，為什么好像我們把生命都給了工作。”
大學時他是基督徒，又選修了馬克思主義。在他看來這並不矛盾，“它們分別從道德、人性和經濟的角度來批判我們這個敗壞的世界，它們都有一種理想，有一種對未來更好社會的期望，它們都要求我們做一些事情，都希望有革命，其實都是希望人變回人。”
在他看來，一個地方的進步不是看GDP的增長或者人均收入的提升，而是人民生活的快樂與否。“每個人都分到差不多的錢就好，有錢也不代表我們快樂。每個城市里的每個人，他都要誠實地問自己：妳快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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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學教書，鼓勵學生出去，他們說有個實際問題，畢業後在外旅遊一段時間，簡歷就不會好看 "
同感, 就算想進修,都要選擇part-time mode, 不然畢業後難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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